台北，一貫午後濕潤的空氣、超過35度C的氣溫，大家午餐過後就快步走回有冷氣的室內，辦公大樓裡的尋常上班族開始傳閱下午茶的傳單，勾選著午餐後要享用的飲料或點心。
這是台灣執經濟之牛耳的城市。在華人世界中，這裡可能是平均教育水平最高的一個地方：18～20歲學齡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，比經濟合作發展組織(OECD)所有會員國的平均值和美國都高(2011年6月，遠見雜誌)。台灣公認的最好大學的簡稱是「台清交成」，意指台灣大學、清華大學、交通大學和成功大學。而我，亦來自這樣的環境之中。
1990年到2010年，整個台灣校園瀰漫著畢業進科學園區的主流想法。一批又一批最優秀的腦袋拿著碩士、博士學歷，義無反顧地投向距離清華、交大一牆之隔的科學園區的各個廠房，因為這裡曾經誕生出TSMC、Acer、Asus、HTC等等眾多的優秀公司。即便在這個輝煌時代的末期，即便在這些廠房中創造性的工作已經大幅消失、剩下的都是機器人可以代勞的工作。而我，正約20來歲，一邊唸著下週課上要討論的HBR Amazon個案，一邊在Compaq筆記本上敲著我為A牌計算機公司設計的代碼。
而現在的台北，緩慢而閒適，是適合生活的城市。若在台北街頭大喊「我要創業!」，大部份的路人會以為你要開雞排店或咖啡店，很少有人會認為你要創立一個網絡公司。在台灣，一般人口中的創業，更像是「做生意」，而不是startup。
我仍然記得我在創立公司時，我和共同創辦人謝耀輝二人不支薪、光付薪水給其它人的歲月。那時在招募人才時遇到了極大的困難。相對教育程度較好、能力較佳，也就是剛好是創業者最有興趣的這一群人，他們很難被網路的創業機會打動，而原因竟然是，一個20來歲的青年更多要考慮買車買房、穩定生活的機會成本。
也就是說，台灣過分生活化、保守的社會氛圍讓一個未到而立之年的年輕人，忘記了在整個人生長河中，現在才是最能承受風險去為整個人生奮鬥的最好時機。他寧願為了眼前手中的一枚銅幣放棄遠方的一座金山。當年加入阿里巴巴的蔡崇信的故事，能夠放棄香港六位數年薪而領500元人民幣的故事，如今在台灣再難發生了。
在台灣的晶片之城新竹，在30年前匯聚著全世界最好的創業資源：從學校、創業者、政策、VC/PE到市場，一應俱全。熟知硬體銷售和商業模式的投資人投資著無數成功的硬體公司。在1980年，台灣是全球VC業最發達的地區。
十年河東十年河西，新一代的年輕人不再擁有在硬體上的創業機會，而教育制度、社會觀念、VC市場並沒有改變。甚至連一本專注報導網路創業的雜誌、一個好的科技部落客都付之闕如。太多基本的觀念、作法和框架沒有被「科學普及」，太多創業者沒有被「掃除文盲」。

我記得有一次我在台北為公司募資時，面對一個知名公司的投資部，對方提及：「公司上次的融資每股多少錢？」很顯然，相較於北京或矽谷，台灣面對網路公司用的還是硬體公司的估值方法，從法律上(台灣的公司法)到投資模式上，都趕不上創業公司的發展。
台灣的天使投資人普遍很少，大多數是殷實的生意人，對網路並不瞭解，投資多半考慮的是提攜後輩而非題材本身。而台灣登記在案的VC約有300家，按投資規模排名前十大的VC(中華徵信所徵信數據庫2010)無一是專注投資早期和成長階段的，也無一是專注在TMT領域的。而近年來在台灣相較而言投資較多的，包含泛工研院系統的TMI創意工場、AppWorks、來自日本的CyberAgent和其它非常小型的VC，一年總共的投資金額也很少能超過美金1000萬元。相較於創業邦網站上批露的每月投融資信息，規模很難相提並論。
在北京，從我自己所在的活動行辦公室、中關村大街幅射出去，旁邊有北大、清華、北郵等眾多的高等教育機構，中關村聚集著Google、新浪、百度、網易以及眾多的創業公司，東三環附近眾多的知名VC，以及這個放射線劃出去所涵蓋到的網民和市場——從學校、創業者、資本到市場全有了。在北京可以看到的網路生態圈，就是30年前在新竹所能看到的輝煌。
而現在，這樣的生態圈在台北是缺失的。
原文出自創業邦，作者為活動通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羅子文
資料來源：數位時代